近日，国务院确定取消和下放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、简化审批程序，但这绝不代表政府责任的减轻，恰恰相反，它意味着政府的责任更重了！
6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取消和下放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、简化审批程序。可以想象，此项改革一出，有多少大中企业，包括近年“双创”中涌现出的小微企业定会大抒胸臆、拍手称快。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1984年建立实施，初衷是从源头加强质量监管。应该说，这在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。但这个“许可证”毕竟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深刻痕迹。
有关统计表明，经过多轮改革特别是2015年李克强总理力推“放管服”以来持续加大改革力度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已从最初的487类缩减到目前的60类，许可前置条件大幅取消。
然而表面看似减少了不少，但实际内里层层叠叠，依然严重羁绊着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。众所周知，实体经济不振是当前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，而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。烦苛的现行工业许可证制度极大地束缚着制造业的手脚和活力。我们不妨听听总理在当天会上怎么说的：“掰开来看，这60个大类里面又套着一些小类，小类里面还有单元，单元里面还有品种，林林总总有近千个，并且多个部门存在高度重复许可的问题。”
手脚被捆得如此死，企业还如何发展？真是不胜其扰。所以只能导致两个后果：一是我怕了，不投资了、不建厂了，这直接造成有效投资增速放缓；二是你用“证”拦我，我就用“假”来对付，这又直接造成无证生产、假冒伪劣等情形的发生。用总理的话说就是，绕开前置审批和事前监管，冲击国家的质量标准。
可见，现实的许可证已经难以实现“加强质量监管”的初衷。此次常务会的部署，正是寓“立”于“破”，强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按照“双随机”方式加大抽查力度，增加抽查频次和品种，扩大覆盖面，尤其对此次取消许可管理的产品要实现抽查“全覆盖”。即便对于已颁发的许可，也不再是“一劳永逸”，后续监管如发现不符合要求，即依法撤销许可证。
事实上，总理每次到基层考察调研，总能听到制造业企业对于放宽工业生产许可的强烈呼声。
改革步伐必须要跟上市场脚步。当前，一是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悄然来临，其所伴生的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产品层出不穷；二是中国新一轮创业创新大潮蓬勃涌动，如今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1.3万户、3年即突破千万，这是此前若干年的总和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再来审视这个“证”，就愈发凸显出其“不合时宜”。如此层出不穷的新产品，被一张60大类、近千个品种的表格所禁锢，如何覆盖得住？如此雨后春笋般的新企业，都要劳神费劲去满足这个老旧的生产许可条件，白白增加了多少企业负担乃至社会的综合成本？
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总理一直盯住这个“许可证”不放的良苦用心了。
据报道，短短半年时间，李克强已经三次部署相关改革事宜。就在此次常务会的前一天，6月13日召开的全国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，总理提出明确要求：今年要再压减50%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。
企业增活力，制度先松绑。同理，工业要升级，企业须自主。靠一大堆工业生产许可证，“证”不出真正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放心的品质；而靠一大堆前置审批，同样“审”不出“中国制造2025”。
只有证减了，政才能简，方可破解长期存在的政府职能缺位、错位、越位。更重要的，只有政府部门心思从前置审批、给企业“办证”上彻底抽脱出来，才能真正放在事中事后监管上，“管”得住、“管”得好、“管”出实效；也才能真正放在优化服务上。如此方可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。诚如总理所言，这是一场从观念到体制机制的深刻革命。
李克强在当天常务会上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“一定要明确，我们今天确定取消和下放这些工业产品生产许可，绝不代表政府责任的减轻。恰恰相反，它意味着政府的责任更重了！”
企业减负，政府加责。一张一弛，大有讲究。（陈翰咏）